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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舟求剑

——我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严重滞后

发布时间:2014-12-12作者:李昌彬 来源:四川爱众律师事务所 点击:

    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一定会耐心地把这篇文章读下去——
        我们先来做三道数学题:
        (1)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64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如无意外2年之后将被减为无期徒刑,再过2年之后将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当然如有法定理由还可以再减,法律规定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之后的实际服刑期间不低于15年),故刘志军在判决后可能的最长服刑期限为29年。我们现在用他可能服刑的最长年限除以受贿金额29年÷6400万元=0.0045年/万元。
        (2)2010年11月3日,江苏省如皋市石庄镇党委副书记郭夕林因受贿12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6个月。我们暂不考虑他将来可能减刑的因素,12.5年÷124万元=0.1008年/万元。
        (3)1990年代,于某在乡镇农经站从事出纳工作。 1999年6月,她和丈夫大吵一场之后,一气之下背上刚满一岁的儿子出走了。十二年之后,她在新疆被警方抓获,查明她在外出时带走了农经站的款项12万元。此案经过一审二审,均以贪污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10年。 10年÷12万元=0.83年/万元。
        现在对上面三个判例进行综合分析,同样是贪污贿赂犯罪,乡镇出纳于某每万元所获刑期是乡镇党委书记郭夕林 的26倍(0.83年/万元÷0.1008年/万元);乡镇出纳于某每万元所获刑期是省部级官员刘志军的184倍(0.83年/万元÷0.0045年/万元)。
    朋友们,上面的这个分析结果一定让你唏嘘不已吧! 本人从事律师职业十年,办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涉及税务、建设、国土、教育、计划生育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感受颇多,深感现行刑法规定存在的诸多弊端,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考量一下:
        一、《刑法》将贪污罪和受贿罪用同一数量标准来进行量刑处罚是完全错误的。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对贪污罪的处罚标准。在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一律按贪污罪的数额标准进行处罚。
        本人认为,这是刑罚设置的体制性错误。贪污罪和受贿罪侵害的对象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明显不同,贪污罪侵犯的主要是公共财物,属于侵财性犯罪;而受贿罪虽然也涉及财物,但受侵害的对象主要还不是财物,而是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声誉,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对秩序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远胜于对固有财物的侵占,因此,受贿罪对于社会的危害性远高于贪污罪,直接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使政府失信于民,让人们对国家权力失去信心。所以,将受贿罪与贪污罪按同一数量标准来量刑处罚,显示出立法的草率、粗疏。此外,就受贿的对象而言,除了财物以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某某官员和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即所谓的“性贿赂”。由于法律规定受贿罪按所获钱物的数量定罪处罚,所以往往对于财物以外的贿赂未予处理,这又是立法的一大疏漏。
        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固定的数量标准,显然是刻舟求剑。
        古代有则寓言,说的是有个楚国人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河中,他在船上用刀刻下记号,说:“这就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当船停下时,他才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遍寻不获。
        《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标准正是这样,无论是上个世纪的1990年代,还是物价已经上涨了许多倍的现在,也无论是经济落后的内地,还是高度发达的沿海城市,都是同一个标准: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数量标准,明显与经济高速发展、物价飞涨的现实不符,难以做到罚当其罪。受贿5万元,在1990年代的立法之初也许还算一个比较大的金额,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看来,则已经微不足道。从横向比较来看,同样受贿10万元,在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在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其社会危害程度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量刑标准却是一样,显然不利于打击犯罪,瓦解犯罪分子。这就好比刻舟求剑,船已经走远了,可是船上的人还是根据船舷上所刻的印记跳下水去寻找那把剑,这能找得着吗?
        三、法定刑的设置极不科学。
        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刑法分为三档:
        (一)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
        (二)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第二、三档犯罪,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窄,基本上能做到罚当其罪,使犯罪分子也自感罪有应得。然而对于第一档也就是贪污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量刑,则产生了巨大的不公。如果刚好贪污受贿10万元,在没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的情况下,则至少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0万元,可以达到上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如果被告人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则会出现巨大的量刑反差。如前所述,乡镇农经站出纳于某贪污12万元,被抓获后,其兄弟姐妹为了使其得到宽大处理,四处借款,终于筹足12万元积极为于某退赃。可是退赃仅仅是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并不能在法定刑10年以下进行判处,所以最后法官也爱莫能助,只好在法定刑10年以上取其最轻者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而江苏省如皋市石庄镇党委副书记郭夕林因受贿12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6个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64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判决后可能的最长服刑期限为29年。比较的结果是乡镇出纳于某每万元所获刑期是乡镇党委书记郭夕林 的26倍,是省部级官员刘志军的184倍,这显然是触目惊心的!展现给世人的就是:贪污受贿金额越大,处罚越轻!这不是在纵容犯罪分子贪得越多越好吗?所以,这一法定刑的设置已经背离了立法者的初衷,已经成为阻碍打击贪贿犯罪的严重障碍。
        四、执法的偏差,同罪不同罚。
        由于法定的数量标准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加之法定刑的设置极不科学,因此,法官在量刑时不得不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做变通处理,包括:将纪委已经掌握犯罪线索的情况下的到案自查自纠认定自首,因为尚未到司法机关,故可以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犯罪线索为由而作自首处理;对相同数额的贪贿犯罪,不同的法院在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情况下减轻处罚的额度各不相同,如有权威资料显示:臧某受贿7万元在县法院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张某受贿64.2万元,因有自首情节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易某受贿折合人民币8.2万余元,赵某受贿9.1万元,均有自首情节,前者被免予刑事处罚,后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相近数额的受贿犯罪,前者因为免除可以保住工作,后者因为判处缓刑被开除公职。
        【结语】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治病救人。只有实现量刑的公平才能对社会公众产生良好的影响,罚不当罪难以使犯罪分子心服口服,巨额犯罪与小额犯罪的处罚拉不开差距反而纵容官员贪心更大。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行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体系,让社会公众对法律能够产生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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